尽管李润石同志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陈绍宇取得了一致，但他那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军事政治路线，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严重的分歧。

　　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，开始全力贯彻四中全会精神，这帮子没有战争经验的年轻人，实在看不惯李润石祝玉珍等同志推行的积极防御战略，李润石同志性格又非常刚烈，据理力争，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。

　　矛盾在1931年11月份爆发，在赣南会议上，李润石同志被撤销了苏区代理书记的职务，他那一条政治军事路线也被全面否决，成为“右倾机会主义”、“游击主义”、“富农路线”等的总头头。

　　仅仅由于苏区军民还认他这个“党代表”、“总政委”和“李主席”国民党又特恨、最怕他这个“匪首”、“贼酋”才给了他一个“加里宁”式的苏维埃主席空职，保留着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候补委员的虚衔。

　　而陈绍宇到了莫斯科之后，也以环太党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，成立中革军委，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、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。

　　这样一来，李润石同志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，虽然不当总政委了，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，李润石同志此时还参加，毕竟他的军事指挥才华，大家都非常认可。

　　到了12月，吴冠生同志进入中央苏区，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，吴冠生同志对自己的军事才干有些不放心，所以李润石同志还可以参与红军的领导，但很明显他不再是当家作主的角色，吴冠生同志作为中央局常委、军委书记，他才是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真正的头号领导。

　　就这样，用了一年多时间，中央逐渐加强和控制了江西苏区，并一步步将江西苏区的负责人李润石同志架空。

　　相比于中央对李润石同志尚算客气的做法，张特立在31年4月进入鄂豫皖之后，做法就大不相同了。

　　此时经过几年的发展，鄂豫皖红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发展为红四军，下辖四个师和彭杨军校。

　　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，在正规化建设中取得了一定进展，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纪律问题，特别让人震惊的是，存在相当多的欺辱妇女行为，而且这种行为还发生在很多高级干部身上，此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。

　　更夸张的是，红军与苏维埃尚未建立亲密的联系，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，到处都有欺负地方妇女的事件发生，还有少数女子以为拥护红军、解决红军生理问题，是她们的唯一要务，一些地方苏维埃干部也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、参谋长睡觉。

　　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，地方干部中同样存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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