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了，苏亦雄等同志也不免关注红24军主力的情况，得知他们在晋察冀发展的很好，已经有五千之众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也出现了重大牺牲。

　　红24军建军的领导干部，除了苏亦雄和刘明德两人以外，其他的干部几乎全部壮烈牺牲，领导工作的省委书记阮啸仙同志也不幸壮烈牺牲。

　　听到这里，苏亦雄同志摸了摸眼泪，“我们红24军留下来的同志，一定会继承烈士的遗志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！”

　　贺国正同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安慰了一番，相比于四路军的快速发展，红24军的发展要坎坷许多，牺牲也很大，怨不得他们这么伤感，不管怎么说，终于过去了，以后就好了。

　　也就在此时，大同城内的徐永昌正在召开军事会议，迎战四路军相关事宜。

　　此时在大同盆地的北面和东面，甚至西部山区，都出现了四路军前哨部队的身影，他们不断试探晋绥军的防御，很显然四路军的大规模进攻即将开始。

　　更麻烦的是，四路军与以前那些攻打山西的军阀武装不同，他们同样喜欢爬山，四路军的前哨部队相当一部分变成了所谓的工作队，进入大同各地的乡村。

　　不断攻击当地的保安团，每到一处，必然抓捕村长、村副，废除村公所，这样一来，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村政自治体系自然就岌岌可危，而村政自治体系的崩溃，也就意味着阎锡山统治的崩溃。

　　阎锡山认为，村是行政的单位即是政治的根本，故而从十年前的1922年起，在山西全省推行村本自治。

　　阎锡山打破原来的打破原有的村镇体系，设立编村，每一编村管百户人家，每村设村长、村副和村公所。

　　村以下设间、邻组织，以五家为邻，设邻长，五邻为闾，设闾长；另设村级组织息讼会、监察会和村民会议，并成立由适龄男丁组成的保卫团；制订村宪法规范村政；在伦理观念上提出了村公道和村仁化，十年间，山西全省先后组成四万多个编村。

　　虽然阎氏一再告诫在选择村长时要注重其品行，但阎锡山的阶级属性又决定了他只会站在地主豪绅一边，阎锡山规定村长须有1000块银元以上的不动产，村副则须在500块银元以上。

　　如此，村一级的最高权力，最终还是不得不落入阎氏所失望的那些“以无视法律为时髦，以违法为荣”的“地位很高的豪绅们”的手里。

　　一直倡导打倒“贪官、污吏、土豪、劣绅”的阎氏，最后却不得不依靠这些“地位很高的豪绅们”来充当自己的政治基础村干部；而这些“地位很高的豪绅们”也就是那几十万的村干部们，也很清楚，只有在阎氏的“村本政治”中，才有他们的立足之地。

　　有一位笔名叫做“悲茄”的作者撰文如此描述山西的村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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